「智·識翻译」汉娜·阿伦特 | 自食其果——于双百周年论坛上的讲话

译者：范金瑞
校者：赵昭和

共和国、共和政体，及其自由制度的危机早在几十年前就见端倪，其渊源可追溯到乔·麦卡锡，即便在今天看来他所触发的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危机罢了。自麦卡锡事件后，一系列随之并发的情况均应证着我们政治生活的基础愈发紊乱之实。其后果之一便是破坏了在这个国家奠定不久、尚未成熟的，可靠且具有奉献精神的公务员制度。该制可以说是罗斯福漫长任期之下最为卓著的成果。也是打那时起，所谓“丑恶的美国人”才首次出现在外交视野之中。除了在纠正错误并弥补损害方面尤其无能这一点外，当时的麦卡锡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几乎不为人知。

此后不久，一些具有洞见的旁观者开始质疑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否能经得住这一世纪敌对势力的冲击，安然无恙地步入2000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位公开表达上述质疑的是约翰·肯尼迪。然而，国民的总体情绪依旧欢腾。即便是水门事件的爆发也未曾让人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桩桩剧变有过丝毫心理准备。最终，这一系列的灾难让每个人，乃至试图反思的旁观者和尝试抑制事端的行动者，均在此浪潮中逐步陷入了麻木和瘫痪。

毫无疑问，令人茫然失措的剧变很大程度上由一系列令人称奇的，但在历史上绝非未知的巧合造成。其中每一桩都有其意义和因果。我们在越战的失败绝非“光荣与和平”。相反，直升机慌乱地撤离战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景象久久挥之不去，这均表明此次战败是彻头彻尾的屈辱。毋庸置疑，当届政府在其四种方案中选择了下下策。这还不够，我们又平白送上了最后一招公关炫技——孤儿送养航班——“营救”唯一一部分处于绝对安全的南越人。总之，战败一事本身原本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轰动。事实上，早自泰国发起进攻之时起，就有不少人就将此视为定局。

 所谓的“越南化”政策不过是为了包装美军在充满毒品、腐败、逃兵和叛乱的战争环境下不得不撤离的一句公关口号罢了。因此，没有人会对它的破产感到讶异。真正出乎意料的是阮文绍如何绕过其远在华盛顿的保护者，并凭借一己之力迅速推动了南越政府的垮台，以至于战争的胜利方也不知该如何在南越继续战斗或是征服 —— 这些胜利者们发现，当他们终于追赶上疾速逃散的敌方时，等待他们的并非是一支退缩的军队，而是大批暴动的士兵和平民。

这里的关键在于，东南亚战场的败北同美国外交政策的崩坏同时发生：塞浦路斯的政治危局致使我们可能失去两位前盟友——土耳其和希腊、葡萄牙政变及其充满不确定性的后果、中东的崩溃，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崛起。除此之外，同期面临的还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城市的困境，以及失业率和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国内政治问题。此外，令人难以承受的还有水门事件的余波、北约问题、英国和意大利的几近破产、以及核扩散背景下与印度的冲突及其缓和的不确定性。姑且和二战后美国所处的局面进行比较，你不得不承认，在本世纪诸多史无前例的事件笼罩之下，我们必须正视美国实力的迅速下降。

我们很可能正站在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上。也许对于深陷其中的当代人而言，日常事务的繁琐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以至于无法看清时代的分界线。但也恰是趁着人们尚且困顿之时，这条分界线得以筑成高墙，永远地堵住了挽回的道路。

每每身临这样的历史时刻，大多数人都没有勇气直视“墙上”可怕的文字。因而他们只好钻进生活琐碎之中，试图用千篇一律却不可或缺的日常需求填补内心的不安。而今，由于长远的历史眼光也难以鼓舞人心，因而使得逃避现实的诱惑变得愈发强烈：成立于200年前的美国自由制度比任何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时期都更为长存。这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大亮点理所应当地成为我们政治思想传统的典范。但我们不应忘记，从时间顺序上来看，该制度的出现始终是个例外。也正是这样，它才能在黑暗时期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指路明灯。没人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在这个相当庄严的时刻，我们可以说：不论这一制度将以何种形式终结，这两百年的自由乃至个中的起伏跌宕，已经赢得了它“应有的荣耀”（希罗多德）。

正因为人们意识到自身所处之境同我们国家非凡的起点以及建国者的非凡品质之间存在令人生畏的鸿沟，于是许多人开始寻找根源，即其背后的 “深层原因”。而所谓“根源”或是“深层原因”，其本质正是在于他们易被“光天化日”下的假象掩盖。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有太多的理论解释。只不过，这些理论并非基于后见之明的反思智慧；相反，它们往往基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命运，对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的种种猜忌乃至成见。然而，真正严重限制了这些理论阐释是受众们的潜在要求，即它们必须符合情理，且必须能让当时大多数具有理性思考的人理解。任何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述都不会被轻易接受。

我想，绝大多数透过电视机看到越战疯狂且可怖的结局的人们都认为那些画面是“难以置信”的。但事实确实如此。正因为现实有其难以凭借希望和恐惧来预测的一面，人们才会因幸运女神的降临欣然微笑，或在厄运发生之时怨天咒地。面对现实的冲击，所有对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探讨都回归到了探讨“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才能为那些聪明人所理解”这两个标准上。那些挑战“可能性”学说、敢听坏消息，并坚持要求“原原本本地讲故事”的人从未得到受众们的欢迎，他们甚至常常不被包容。如果说表象的本质是掩藏“深意”，那么对这些深意进行臆测的本质就是试图掩藏和遗忘那些刺眼的、赤裸裸的，野蛮的事实真相。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整个政治舞台都充斥着美其名曰为“公关”，或是“麦迪逊大道的智囊团”的手腕和规定。这也使得上述人类思维的自然倾向变本加厉、日甚一日。在消费社会中，所谓专业人士的智慧体现在如何向公众宣传商品；而对于身处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花在消费上的时间远比生产上的时间多得多。比如麦迪逊大道的功能便在于商品分配。比起消费者需求而言，其精力和关注点更多地是集中在如何使商品销量蒸蒸日上。如果说富足乃至过剩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社会理想的最初目标，那么我们已然生活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梦想的社会之中。只不过，技术进步及其暂时的最后阶段——“自动化”使得这一梦想的实现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疯狂地步：曾经的崇高的梦想如今已然沦为一场噩梦。

那些想就其“深层原因”推测早期的生产社会是如何转变为消费社会、又将如何仰赖巨大的经济浪费得以存续的人们，很可能会认同刘易斯·芒福德最近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评论。依芒福德的话说，“这个时代的前提”，包括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的确确是建立在 “进步说”之上。他还说：“进步就像一台拖拉机，它为自己铺设路基，不让驶过的轨迹留下永久的痕迹，也并非朝着人们可以想象的或是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前进即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进”具有任何内在美学或是意义。相反，如果试图停下脚步、停止浪费、停止更快更多地消费，并声称我们只需满足当下的需求即可的话，厄运将接踵而至。

这所谓的“进步”伴随着广告代理商不绝于耳的喧闹声，以牺牲我们的生活和物质世界为代价。她教我们看到物质内在的陈旧和过时之处，并教我们学会抛弃、乱用、或是滥用它们。近来人们对环境威胁的骤然觉醒可谓是首个能够遏制事态发展的希望所在。尽管据我所知，尚未有人找到阻止经济失控而又不会造成重大崩溃的方法。

然而，比这些社会和经济后果更关键是，麦迪逊大道的种种策略被允许以公共关系为名入侵我们的政治生活。《五角大楼文件》详细的呈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是如何每周杀死或严重伤害一千名非战斗人员，同时又如何试图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使一个落后的小国陷入困境的”。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精湛的话术来说，这样的场面必定是“不漂亮”的。该文件还向大家反复证明了一件确凿之实，即整个计划完全是因该超级大国想要证明自己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开展的。

根据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的讲话，这场极具毁灭性的战争的最终目的并非权力与利益，亦非为了在亚洲寻求某些实际的影响力或者有形利益建立某种信誉和形象。所谓最终目的的“选项”都只是一些可在短期内随意调换的手段罢了。直到最后，所有迹象均表明战争即将失败之时，这件空壳便开始倾尽所有智力资源寻找各种方法手段，为的是避免承认战败，并维护其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光辉形象。

将形象工程作为国际政策的确是人类种种载入史册的愚蠢行径中的新鲜事。但对于政治来说，像这样撒谎并不鲜见，也未必那么愚蠢。在许多紧急情况下，谎言一直被认为是合理的。尤其当它涉及某些特定的、特别是军事上的机密时，必须要以谎言扰乱敌人的耳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则上撒谎是被允许的。它仅仅是一小部分令人羡妒的人上人应对少数紧急情况时所能使用的特权。然而，形象工程这一看似人畜无害的谎言却在各级政府、军事和文职部门泛滥成灾——例如在“搜索与歼灭”行动中谎报尸体人数、篡改的空军作战中的损毁报告，还有直到马丁大使最后登上直升机撤退前那一刻还在不断向华盛顿发去的进展报告等。这些谎言并非为了掩饰敌我之间的不可说的秘密。它们的真实意指在于操纵国会并骗服美国人民。

至少在本世纪，说谎作为一种日常，早已非政治上的新鲜事物。在极权国家，谎言被利用地相当成功。只不过，极权统治下，撒谎并非为了树立形象，而是为意识形态服务。众所周知，极权统治的谎言是基于恐怖而非隐含的说服力。因此，即便它的成功是压倒性的、不容置疑的，其结局仍旧令人失望。除却其他考虑因素，可以说这种“原则性的撒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苏维埃俄国仍是一个欠发达和人口不足的国家。

对于“原则性的撒谎”来说，其关键在于它只能通过利用恐怖，即完全依赖于犯罪行径干预政治过程才能实现。这种犯罪曾发生于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当时，这两个强国的政府正掌握在大规模杀人犯的手中。当一切最终以希特勒战败并自杀，以及斯大林的突然死亡结束之时，两国政府才首次引入了类似于形象工程的政治操作，试图掩盖那些令人嗔目结舌的犯罪记录，尽管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阿登纳政权认为，他们必须掩盖一个事实——即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不仅得到了诸多“战犯”的帮助，更是获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而另一边的赫鲁晓夫则在著名的第二十届党代会演说中洋装这一切都是“个人崇拜”的恶果。在上述任一例子中，撒谎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掩饰”。为了让人民从过去该国犯下的无数可怕罪行中回过神来，并使社会恢复某种常态，这种掩饰被认为是有必要的。

就德国而言，该策略相当成功。没过多久，这个国家便从过去的伤痛中逐步恢复过来。反之，在俄罗斯，比“回归常态”先行一步到来的却是专制统治。尽管如此，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看，从极权统治下数百万人无辜受害转向一个主要针对反对派的专制政权，并不能称作是一次“畸变”。在今天来看，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发生的恐怖灾难还有一项最为严重的后果，即我们有意无意地用他们鲜血淋漓的暴行作为衡量政治边界的标准。令人感到危险的是，比起街边的犯罪，公共舆论似乎对除了谋杀之外的任何政治犯罪都显得愈发容忍。

水门事件的爆发标志着犯罪已经侵入了美国的政治过程。但是，相比于早先发生的更为可怕的事件而言，水门事件中的诸多情节——公然撒谎、三流的盗窃案以及之后为掩盖罪行的重重谎言、通过国税局骚扰公民，以及试图为总统专门组织秘密服务等——反而显得太过无关紧要，无需严肃处理。对于来自国外的看客和评论家来说更是如此。毕竟，他们所在的国家没有一个像美国这样，自过去的两百年以来，一直将宪法视作该国的普通法实施。因此，在这里被认为是犯罪的诸多行为在其他国家看来并非如此。

但这一次，即便是自1965年起就站在美国政府对立面的美国公民们，也难以仅凭一部分经过筛选后发布的录音带来明辨个中罪责的严重性。尽管过去人们并未错判美国的亚洲冒险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但录音带中的内容确实令人感到我们过去高估了尼克松及其政府。尼克松的行径是具有误导性的。原本大家原以为这是一次违背普通法、并企图推翻宪法及其自由制度的、有计划的犯罪。但现如今回想起来，似乎并不存在这般宏大的计划，亦没有追求极权或是任何计划周密的政治工程。相反，他“有且仅有”废除阻碍权力转移过程中的贪婪与斗争的法律（不论宪法与否）的意图。换句话说，这好比让一群骗子或是无能的黑手党成员成功着手接管了“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

然而，尼克松政府的滑稽行径，以及他们如何让人相信肮脏的伎俩足以使任何人取得成功这两点，并没有被人们纳入美国实力衰落的主要因素之列。虽说尼克松的罪行和我们惯于与之比较的极权式的犯罪相去甚远，但这似乎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但我认为，前后者之间仍然有一些相似之处理应受到重视。

首先，一则非常令人不适的事实是，尼克松周围有大批既不属于他的亲信、又并非他亲手任命的官僚。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支持尼克松的所作所为，有些甚至自始至终跟随着他。对于那些充分了解白宫内发生的“恐怖轶事”来龙去脉的人来说，我们甚至不能说他们仅仅是受到了尼克松的操纵。事实上，尼克松从未真正相信这些身边人。但这些人又是为何如此这般地信任尼克松——一位用其漫长却不光彩的政治生涯告诉所有人他不值得信任的人？当然了，我们可以且有足够的依据对那些围着希特勒和斯大林转的帮手们提出同样的难题。真正具备犯罪潜质的人往往并不在政客和政治家当中。原因很显然，政客和政治家的工作具有公共性，而罪犯们通常不愿曝光在大众视野中。我想，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权力导致腐败。权力所带来的光环和它迷人的陷阱比权力本身更吸引人。因为在本世纪，就我们熟知的滥用权力公然犯罪者而言，他们早在获得权力之前就已经腐败。至于尼克松的那些帮手们，只需给他们服下定心丸，告诉他们的地位将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必定会乖乖听话。虽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但所有对权力和品格之间固有矛盾的臆测，都倾向于不加选择地将“天生的罪犯”等同于那些知道自己能免于公共舆论谴责或行政处罚才参与犯罪的帮凶。

单就罪犯们而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弱点，即他们天真的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而他们的品格缺陷只不过是褪去虚伪和陈词滥调后人类的普遍境况。除了没有及时销毁录音带之外，尼克松最大的错误还在于他误判了法院和新闻行业的廉洁程度。

过去一个月间的种种几乎成功粉碎了尼克松政府以及形象工程为其编织的谎言。一连串的事件残酷地揭露了难以掩饰的事实；一时间，屋顶的瓦片支离破碎，棚下的小鸡都逃回家了。但对那些长期生活在“一事顺，百事顺”的乐观情绪下的人来说，“一事哀，百事哀”这一逻辑似乎很难令人接受。因此，福特政府执政后的自然而然地想到要树立一个新形象，以代谢人们心中对政府失职与战败的阴影。

担心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缺乏承受失败的内在力量，并以该国受到新的孤立主义的威胁（尽管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为借口，福特政府开始向国会发难。随后便有了所谓的“刀刺在背传说”。这种说法在其他国家早已出现过，大致上是由输掉战争的将领们发明了这样一种说法。在美国，力挺这一说法的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和麦克斯韦·泰勒两位将军。

福特总统本人提出了比这些将军更为宏观的意见。他告诫我们，如果一味的纠葛过去只会导致互相谴责。他要我们暂时忘记他曾反对无条件特赦尼克松——一味用以治愈处于撕裂中的国家的悠久良方。他让我们做他曾经未做之事，即忘记过去，兴高采烈地翻开历史新篇章。与多年来人们用复杂地手段树立形象掩盖过去的方式相比，这一次，我们要骤然回归最古老的摆脱令人不快的现实的办法——遗忘。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它无疑会比所有试图取代现实的形象工程来得更好。让我们忘记越南，忘记水门，忘记层层叠叠的掩饰，忘记那位欠火候的、失职的总统还有他手下的核心人物所做的行径，即便他们到今天也没有承认半个错字。失忆要比大赦更有助于愈合伤口。

极权政府的一大发明莫过于如何挖一个巨大的洞来埋葬那些惹人厌的事实和事件。这需要一个庞大的计划，且唯有通过屠杀数百万参与或是见证了过去的人才能实现。这样一来，原本应当受到谴责的遗忘就变成了从未发生过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暂时没有人愿意遵循这些统治者的无情逻辑。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最终并未成功。

在我们的案例中，暴力并非关键因素。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压力和操纵公共舆论而产生的说服效力。起初，公共舆论并没有显得那么容易满足当局者的需要。公共领域对这些事件的第一反应是大量涌现的关于“越南”和“水门”的文章和书刊。其中有不少并没有那么急于告诉人们真相。他们似乎更愿意去总结过去的教训，并反复引用着一句古老的格言：“那些没有汲取历史教训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好吧，如果 “历史”真能给予我们任何教训的话（鉴于不同历史学家的解读能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教训），这一“皮缇亚神谕”似乎比阿波罗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神谕还要来得晦涩难懂。我倒宁可相信福克纳的话：“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很简单，我们任何时候所生活的世界都是充满“过去”的世界；它由记载着人类以往所做过的，一切或好或坏的行径的古迹和文物构成；它的事实永远都是事实（正如其拉丁词源：fieri-factum est所指）。换句话说，过去确实困扰着我们；过去的功能就是困扰我们的当下，以及那些希望能活在原原本本的当下的人们。

我之前说过，最近发生的事件仿佛让“所有小鸡都回家了”。我之所以用这句谚语是想借它指出一种回旋镖效应，即那些作恶多端的肇事人最后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破坏性打击，自食恶果。前几代帝国主义政客们均曾为此感到十分恐惧。确实，预感到回旋镖效应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确实能有效地遏制他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对陌生人和外国人的所作所为。别再指望福报了，就算没法一次清点干净，我们也得赶快想想，有哪些事儿是不应怪罪任何国内或国外的替罪羊、而只能责怪我们自己的；它们又会带来怎样明显的破坏性影响。就让我们从经济开始：没人料到经济会从繁荣一下子变得如此萧条；更可悲的是，纽约市的最新事件又进一步升级了。

首先，让我先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战争失败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我们不愿承认这场灾难性的失败，于是导致并误导我们徒劳地寻找所谓的“深层原因”。只有胜利，加上在和平解决方案中获得新领土和赔偿，才能弥补战争的全部非生产性支出。只不过对于已经战败的结局，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了。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再继续扩大战争，甚至已经向北越提出支付其一笔25亿美元的费用以重建国家的提议（尽管我们显然不愿意兑现）。对于那些渴望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来说，这里倒是有一个过时的教训，即：再富裕的人也可以破产。当然，除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还有大把的挑战等着我们。

“三十年代大萧条”自美国蔓延至整个欧洲，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控制住了危机并使经济正常复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新政和臭名昭著的“紧急状态法”——即处于垂死挣扎的魏玛共和国颁布的紧急措施法令差不到哪里去。大萧条因为突如其来的政治要求，最终以转变为战争经济的形式宣告结束：1936年，希特勒解决了大萧条及其失业问题，让德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之后，随着战争爆发，美国亦走出了萧条。所有人都能注意到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然而它却被各种各样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所掩盖，因此并未获得公共舆论的关注。据我所知，西摩·梅尔曼是唯一一再重复提出这一观点的作家（请参阅：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而他的工作完全不受主流经济学理论青睐。然而，尽管这一可怖的事实被公共讨论完全忽视，但它却立竿见影地导致了一种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的共识，即制造业“公司之所以从事商业活动并非为了生产商品，而是为了提供就业。”

这个训导也许起源于五角大楼，但同时它肯定早已传遍全国各地。的确，自二十年前战争经济成为失业和萧条的救星后，人们投入使用了统称为“自动化”的大量发明，随即也意味着残酷的失业即将来临。但是，有关自动化和就业的争论很快就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凭借其其强大的力量，工会独挑大梁采取了诸如“超额雇工”等办法，一定程度上部分解决了或是暂且掩盖了问题。到了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接受，我们首先必须制造汽车来维持就业，而不是简单的周转人事。

众所周知，五角大楼为军事行业所备的数十亿美元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而是防止经济崩溃的必要条件。当战争作为一种合理的政治手段已经成为仅对小国而言合理的“奢侈品”之时，武器贸易和生产便成为了增长最快的生意，而美国“轻松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贸易国。”正如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在遭受向美国出售对越作战的军火的批评时，伤心地说的那样：这一切已成为“在肮脏的双手和空荡荡的肚子之间的抉择。” 

此般情形正如梅尔曼所言：“低效已经上升至国家目标。” 这种特殊情况下，用头脑发热想出来的、很不幸十分“成功”的花招来“解决”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只能做到让问题暂时消失，未来必定会遭到反噬。

也许是一种对现实的幡然醒悟，在本国最大城市可能濒临破产的情况下，经济危机正逐步受到当初水门事件所引起的关注度。尽管两届政府试图将水门事件推向后台，但它始终不会消失。尼克松被迫辞职后，该事件令人震惊的后续发展仍然存在并始终困扰着我们。福特先生作为由尼克松任命的、非选举产生的总统因他是国会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几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之内，杰拉尔德·福特便驱散了在白宫上空停留已久的乌烟瘴气；可以说，太阳再次照耀华盛顿。” 小阿瑟·施莱辛格如此说道，他一定是知识分子中极少数仍旧对军事独裁者暗自向往的人之一。

确实，许多美国人都做出了那般的本能反应。也许，在看到福特过早特赦尼克松后，施莱辛格先生的想法会有所改变。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切表明，他的草率使他对于这个国家所处的情绪倍感欣然。尼克松先生不得不辞职是因为他肯定会因水门事件而遭到起诉。正常来说，那些关心白宫“恐怖故事”的人应当发问到底谁真正煽动了这一必须掩盖的事件。而据我所知，除了玛丽·麦卡锡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孤零零的文章对此严肃追问之外，再无人问及这一问题。那些因掩盖罪行而遭到起诉和定罪的人，被愿意出高价听他们讲故事的出版商、媒体、电视台，以及学校所淹没。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故事里有多少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有多少是尼克松本人计划好要发表的。遗憾的是，这些提议绝非出于政治动机；它们反映了市场对“正面形象”的需求。为了减轻乃至平反罪行，并宽慰那些罪犯们，市场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捏造是非。如今，为期一年的“形象教育”如同吸毒成瘾一般自作自受。我想，最能说明这种“成瘾性”的例子是公众在大街上和国会上对我们在柬埔寨的“胜利”作出的反应。在许多人看来，这一“胜利”就像“医生开的药”（苏兹伯格），用以治愈越战之败的伤痛。的确，正如詹姆斯·雷斯顿在纽约时报上那句恰如其分的引用：“这是一次著名的胜利。”真希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国家权力腐蚀和自信心的最低点，乃至战胜地球上最弱小和无助的国家之一也能让这个几十年前“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振作起来。

虽然我们正逐步走出过去几年的废墟，但也请不要忘记这些年经历的扭曲，以免让自己配不上两百年前的光荣开端。当事实逐渐明朗，请拥抱它们，而非扭头逃向所谓的形象、理论或是骗局的乌托邦。为了自由，不论是人之至善还是极恶，都应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才是共和国的伟大之所在。

「智·識」講座系列

任何一种真正的学问都应当直击人的灵魂（anima），或者，你认为的心智（mind）。我们有我们独有的灵魂——我们智性所成就的，无不是那在灵魂中所彰显的；而灵魂里汹涌而出的一切，又将、亦应归于它，以使之攀登那本性的梯级、达至那超性的真光。吕克昂的沉思者曾将我们寓居于大地上的灵魂析捋为两份，一为智（Nous），一为识（Logos）。智者，明察烛见也；识者，熟虑权衡也。以识为基，可臻至本性圆满；以智为纲，可慕上智奥理。人的完成，个体的完成，共同体的完成，乃至寰宇（universum）的完成，都首先必将是灵魂——也即智与识的完成。

完成就是无约束的必然性（Necessitas absoluta）的达成，也正是因此，灵魂的完成将涉及广袤深翰的领域与各种德性。不论是Intellectus、Scientia、Sapienta或是Prudentia、Ars，它们都融贯于灵魂的展开和扬升。这也意味着，一切知识，凡是其严肃而正派的，都值得灵魂去领会。

汇通、讲习、授受，正应从此出发；以上所云，正应、也已是“智·識講座”的阿基米德点。让观念的帆就此起航罢，在这狄奥尼索斯剧场里，我们将邀请一切先行的同好，来此薪传他归真路上的炬火。永远、永远，如果我们拥有“永远”，“智·識”也将永远——来把使我们得自由的光芒射向无穷的远方。

（赵昭和）